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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