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中央的岁出，超过四千万两。

　　康熙比乾隆俭省得多，但无论怎样也得花上银子四千万两左右。日本的历史家稻叶君山，说他每年应该有四百万两左右的不敷之数。他在位六十一年，加起来岂不是要负债到两万万四千四百万两吗?

　　然而事实上他不仅不负债，反而存了不少积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他已经存得五千多万两。

　　在康熙十八年的时候，他卖官鬻爵，卖了三年也不过卖得两百多万两银子。(出钱的人，可以不经考试而列为秀才，称为“监生”；也可以取得当“知县”的资格，称为“捐班”，知县是官委的县长。)

　　康熙另有一个财源：铸钱。顺治元年(祟祯三十七年)，多尔衮便已在北京用铜铸钱。每一个铜钱，用三分红铜、七分白铜，重量合为库秤一钱，称为一文。顺治二年，把重量提高到一钱二分；顺治八年，提高到一钱二分五厘；其后又提高到一钱四分。每一百个铜钱，规定等于银子一两。政府发薪饷与收丁粮，一律以“银三钱七”搭配。

　　康熙元年，鳌拜等人除了把已有的“顺治通宝”钱照旧行使外，发行新的“康熙通宝”钱。元年以后，每年均加铸若干“卯”。一卯是一万二千串，每串是一千文(等于一两银子左右)。

　　倘若康熙年间每年铸钱的数量和顺治元年一样：三十六卯，那末，政府等于多了四十三万二千两银子的岁收，除了铜料与工资，也可以略为弥补岁入不足之数。

　　此外，康熙还有“意外”的收入。鳌拜、蔡毓荣等人犯了罪被“抄家”，抄出来的财产很可观。吴三桂在云南也替康熙留下极多的金银财宝。

　　因此之故，康熙才能够常常对老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灾、旱灾与兵祸的地方，免税或减税。他也常常一笔勾消老百姓若干年来的欠税，小予追收，据张鹏翮估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八年为止，前后所免、所减的丁粮(沿称“钱粮”)，共达一万万两以上。康熙而且“轮免”了天下丁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在这三年每年免掉全国三分之一省区的丁粮。(他生平羡慕汉文帝之曾经普免天下赋税，颇想在历史上也留一个美名。)这么一来，中央的仓库岂不是要短收几百万石粮食与几千万两银子？他认为中央的仓与库，已经收藏了太多的粮食与银子，用不完，而且也藏不下。粮食容易坏，自不必说(他在康熙五十五年把仓中的“陈粟”提出四百三十几万石作为兵士的额外之赏)。银子，按照清朝的定例，也是依次先启封“旧”的“元宝”(每一锭元宝，净重库秤五十两)，然后启封新的元宝，可见库中的元宝极多。(他曾经命令各省存一些银子在省库，不必解到中央的库。)他所作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从康熙五十年开始，所有“滋生”的人丁，概不加赋。换句话说，他把全国丁银的总数，固定在康熙四十九年的数字上。这是自动减低政府的岁收，可谓史无前例。同时，这也是鼓励生育的一种有效政策，而且增加了其后户口统计的确实性。

　　果然，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便从康熙五十年的二千五百零八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人(包括新出生的男婴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人)，一跃而为乾隆二十九年的二万万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七人。中间相隔，仅有五十三个年头。

　　再过五十五个年头，嘉庆二十四年，统计数字又进了一步．跳出三万万的大关：有三万万零一百二十六万零五百四十五人。这些数目字，虽然未必十分精确，但至少充分表明了一种趋向。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把康熙所固定的丁银，归并在并未固定的田赋以内，不再分别征收，以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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