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以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些话，是雍正的真心话，颇能动人。

　　关于清兵入关，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而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章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

　　《细说清朝》五○、彻底集权

　　曾静、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在他的遗著之中，除了强调“夷夏之防”以外，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

　　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亭林)，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写过《郡县论》九篇，洋洋洒洒，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他而且提出了一个“寓封建于郡县”的口号，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他的言外之音，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

　　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军到阿尔泰(新疆北部)的谢济世，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古本大学注》，痛论程、朱不是儒学的正统，很受福彭的重视。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也写了一部《通鉴论》，共十七篇，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谢、陆二人的思想，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说封建好，专制不好。陆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君)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圣人)虽有国事，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

　　锡保把谢、陆二人的活动，秘密报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雍正读了，勃然大怒，交朝中的王大臣议罪。结果，谢济世罚当苦工，陆生弃斩首。

　　雍正这时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国更进一步地统一起来，把他的君权作更高一层的提高。

　　他自从即位以来，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独立的“下五旗”开刀。他怎能听得进“广建诸侯”的一套说法?

　　所谓“下五旗”，是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个旗。

　　与“下五旗”对称，是直属天在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

　　当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家，联络若干女真部落，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汗国。这汗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分成八个旗，每一个旗自有旗主。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对上向努尔哈赤效忠。

　　努尔哈赤很精明，把这八个旗，全以自己的子侄为旗主。其中皇太极兼掌了正黄与镶黄两个旗。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而且勾结了两个黄旗内部的若干份子，于是抢得了实际政权，先当辅政，后当摄政，终于自称“皇父”，把顺浩皇帝当作儿子看待。

　　多尔衮死后，他的正白旗被顺治拿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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