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巡抚”，于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此人本以弹劾田文镜成名，但在继田以后，作风与田如出一辙。

　　田文镜与王士俊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不是坏事，雍正急于求治，对田文镜之雷厉风行地垦荒，颇为嘉许。然而河南可垦之荒不多，州县官迫于田文镜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开的“荒”招人民领种，于三年以后“升科”，叫人民接亩纳税。史贻直在乾隆初年担任户部尚书，检讨田、王二人所报的新垦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

　　田、王两人之勇于任事而不贪污，也是事实。田在兼督山东之时，清查出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两。他向雍正报告：积亏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力量按年缴纳清楚。但是，田文镜所能想得到的补救办法，仅仅是“请救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

　　火耗与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无的“油水”。官吏的俸禄极薄，当一个知府，每月的俸禄只不过是几两银子而已。当时的米价，以山东为例，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知府、知县仅凭几两银子的俸禄，如何可以养妻子、养仆役、养“师爷”(私人秘书)、孝敬上司、弥补亏空？有一位诺敏，他是满洲正蓝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抚。他向雍正提出一个口号：“火耗归公。”办法是，叫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解到各该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库”，由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银子弥补无着落的亏空，其余年终发给地方上大小官吏，作为“养廉”的津贴，同时向皇帝奏报清账。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讨论一番，然后就批准诺敏的建议。从此，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渐树立了这个“养廉制度”。雍正说，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数字在亏空补足之时逐渐削减，以至于完全豁免。(结果，直到清朝结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无能力建设一个近代式的税收制度，无足深责。不过，他是有心减轻人民疾苦的。江苏所欠的田赋丁银，比山东更多，据巡抚尹继善与侍郎彭维新清查，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共欠一千万两以上。有人建议，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分年带征”，加在原有的定额之上。雍正决定：带征的欠税每年每县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该县同一数量的正赋。这样，等于在事实上免收欠税，而办法比以前顺治、康熙之时公平。顺、康两帝常常无条件免收“逋赋”，结果是拖欠的“顽户”占便宜。现在呢，顽户缴出若干欠税，良户就减免若干正税。

　　雍正在财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抚迈柱的建议，把丁银摊入钱粮计算，我们不妨称之为“丁粮台一”。这原是继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颁布的“以后滋生人丁，概免丁银”的遗旨，无非将手续简化而已，但结果是从此有田产的人才出丁粮，无田产的人不仅不出田赋(钱粮)，连丁银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德政。

　　《细说清朝》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雍正设立军需房及其后的军机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支援并直接指挥西北的军事。

　　敌人是准噶尔的领袖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清朝的官方文书，称他为“准噶尔台吉”；他自己的称号可能是“汗”。

　　关于准噶尔，我们一般人知道得太少，因此而印象十分模糊。然而西洋若干地理家到今天还把新疆北部的地域，称为“准噶尔哩亚”(Djungaria)。

　　准噶尔，原也不过是新疆北部四个蒙古人卫拉特(oirat)之一。其他的三个卫拉特，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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