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不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尤其喜欢；他以为不能因为袁枢的书有些地方不够好，而抹杀这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之值得提倡。
图与表的重要，章学诚也常常提到。
他心中时时以“实用”为念：研究六经不该是为了钻牛角尖，而应该是为了研究古代的历史，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历史，并且要研究古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历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切于实用”，把心得写出来，供给今天与后世的读者作为参考。章学诚生在乾嘉时代，而有如此的见解，比起当时许多食古不化的人，真是高明多了。
唐朝刘知幾曾经在所著的《史通》里，说历史家应该具备三项资格：史学、史识、史才。章学诚认为还要再加一项资格，列于这三项资格之前：史德。史德，便是心术。写历史的人，必须有大公无私，持正不阿的素养，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气，于善善恶恶之际能够持平。章学诚的话，不是对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发。魏收的《魏书》，被人们称为“秽书”，“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甚也。”章学诚的话，是对于贤者而发：“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学养未底于粹也。”
章学诚可算是学术界的一个转风气的人。在他以后，到了道光、咸丰之时，经世之学便代替了经学成为学人的好尚，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龚自珍(定庵)与魏源(默深)。
与章学诚约略同时，而别树一帜、以疑古成名的，有(河北)大名的崔述。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举人，留下若干种《考信录》，包括有关孔子一生的《洙泗考信录》，与有关西周初年的《丰镐考信录》。
比章学诚稍后，而孜孜于经典的研究，不拘拘子戴氏及浙东的派别之见者，以焦循(里堂)的成就为最大。焦循是江都人，在嘉庆六年中举，是精通汉易的大师，写有《易通释》廿卷，也写了《论语何氏集解补疏》《孟子正义》《六经补疏》。
最后，在道光年间，站在宋学的立场，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态猛力抨击汉学家，差不多给了汉学家一个致命的打击的，是《汉学商兑》的著者方东树。他指出“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他又说：“贱利重义。杀身成仁…...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
《细说清朝》六六、嘉庆皇帝
嘉庆在位二十二年半，前三年仍由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名义当家。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击世．嘉庆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他的才华赶不上乾隆，但在种种方面均比乾隆好。他不像乾隆那样爱虚荣，爱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爱奉承，爱亲信小人、斥逐君子。
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是捉拿和珅。其后，他重用了庆桂、朱珪，也倚任王杰、董诰。这四人都是清代有数的贤臣。嘉庆有心把国家治好，是显然的。
他为人懦弱一点，是有的；但生平不喜欢杀人，对臣下很宽，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他死后被谥为“仁宗”，不无理由。
他的儿女不多，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后宫很少，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
以他这样的人，处在太平之世，不失为一个贤君。可惜他从乾隆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
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不是嘉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像雍正那样的皇帝。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也不是庆桂、朱珪、王杰、董诰等“好人”，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
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雍正)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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