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六，曾国藩又上一奏，坚请开缺守制。藉此机会，他向咸丰大发牢骚，诉说几年来所受的委屈，归纳起来共有三点：(一)部队官兵皆是“募勇”，虽能奏保官阶而不能挑补正规军的实缺，以致本人在名义上是兵部侍郎，而实权不如一个提督或总兵。(二)筹饷很困难，所有的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各种项目，概须经由地方官之手，而地方官只晓得秉承他们自已的上司总督、巡抚，“臣职在军旅，与督、抚势分主客，难以呼应灵通”。(三)本人的关防，更换了几次，先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关防”，其后是“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再其后是“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最后是“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寄谕，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外间皆未明奉谕旨，时有讥议。关防更换既多，往往疑为伪造。”

　　咸丰明瞭他的处境，为了安慰他，便批准“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同时命令他“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统率”，“此外各路军营，如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凟请，致辜委任。”

　　《细说清朝》九九、转败为胜

　　曾国藩在家守制，守到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六。

　　在他守制期间，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江西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离开江西之时，刘腾鸿尚在攻瑞州的北城，杨载福与李续宾尚在攻九江及其对岸的小池口。换句话说，瑞州北城、九江、小池口都仍在太平军之手。此外，抚州(临川)、临江(清江)、吉安、建昌(南城)四个府也均在太平军之手。

　　在他走后，各路湘军颇能各自为战，十分卖力。不仅刘腾鸿一军在七年七月攻下瑞州北城，被湖南巡抚骆秉章檄调出来的王錱，也率领“老湘营”三千人连胜太平军于吉安、宁都、新城、广昌、乐安。王錱在八月初四日病故，老湘营于王开化及张运兰指挥之下继续作战，在咸丰八年打下乐安、宜黄、崇仁、南丰等四个县，与建昌府。

　　建昌府是在咸丰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打下来的。

　　以刘长佑为首领、以新宁人为主干的“楚勇”，屯集在临江府城西南三十里的太平墟(太平市)，于咸丰七年八月击败太平军石达开部二十万人。四个月以后，十二月初八拿下临江府城。再过四个月，咸丰八年四月二十日，在萧启江及刘坤一的指挥之下，楚勇又拿下抚州府城。(刘长佑生病，已经回了新宁。)

　　这咸丰八年四月，是湘军与太平军之间胜负的转捩点。因为，不仅抚州与建昌两府易手，九江府的府城也被杨载福与李续宾打了下来。日期是四月初七。

　　杨、李二人是曾国藩的老部下。另一位老部下彭玉麟早就在咸丰七年九月冲出波阳湖，与杨载福的“外江水师”相会合。还有一位，平江人李元度，带着他的“平勇”扼守江西东部的贵溪，也守得不错。

　　剩下的，只有吉安一个府城。这吉安于曾国藩东山再起之时，被曾国荃“收复”。

　　《细说清朝》一○○、东山再起

　　曾国藩在湘乡荷塘都、大界里的家中守制，守到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接到骆秉章转来一道咸丰的谕旨：“著骆秉章即传旨，令该侍郎迅速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夜驰赴浙境，与周天受等各军力图扫荡。”原来，大部太平军因为在江西立不住脚，已经退人浙江，使得咸丰着了慌。

　　四天以后，六月初七，曾国藩由太界里启程，初九经过湘乡县城，十二日到达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二人会谈，刻了一个新的关防：“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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