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包令。

　　伯驾是富于理想及幻想的人。他当过石匠、外科医生、牧师、外交家，有六任“公使馆代办”的资历。

　　他单独由香港去上海，准备由上海北上，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英、美、法三使居住北京，中国也派遣使臣分驻伦敦、华盛顿、巴黎。(二)英、美、法三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全境任何一处贸易。(三)全中国臣民应有宗教信仰自由(容许英、美、法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四)改革中国各级法庭。

　　中国官吏把伯驾留在上海谈了又谈谈到冬天，大沽口已经结冰，伯驾无法实现去北京觐见皇帝的愿望，废然而返，回到香港。

　　咸丰六年，发生了两件后果重大的小事。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2月24日)，广西西林县的知事逮捕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次日，打他的屁股；二十二日叫他跪铁链，二十三日，叫他站囚笼，跪到二十四日斩首。

　　另一件事是：九月初十日(10月8日)，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亚罗”号(TheArrow)，停泊在广州的黄埔，被中国兵于检查之时拔下英国国旗，捕去十二名水手。

　　法国的代办柯尔息子爵，一时未接到有关马赖神父的报告，因此也不曾向叶名琛有何表示。到了第二年，英国人把亚罗号的事件闹大，法国的公使葛罗男爵才质问叶名琛，随即藉此而请准拿破仑第三，与英国一致行动，成立英法联军。

　　西林县的县官，不该虐杀马赖神父，虽则马赖神父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县官应该将他逮捕，送交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

　　关于亚罗号事件，华、英双方各有其说法。华方说，亚罗号既是中国人所有，便不该悬挂英国国旗，冒称英国船，船主苏阿成托庇洋人，居心可诛。英方说，船主不足苏阿成，而是冯阿明。冯阿明虽则是中国人，却居住在香港。香港早已准许中国人的船注册，享受英国国旗的保护，而中国当局从未抗议。

　　事实上，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准许香港政府将属于中国人的船在香港注册。并且，冯阿明所领的执照，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经满期失效。这两点，都是中国当局所不知道的，英国当局自然也乐得不说破。

　　英国的广州领事巴夏礼在事件发生之时，即已赶到中国的巡逻船，要求将被捕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带去英国领事馆。他认为挂着英国国旗的船，便等于是英国的领土。中国兵无权在英国领土之上捕人。

　　中国兵拒绝他的要求。他就写“照会”给叶名琛，说公众之前的侮辱，必须以“公众之前的赔礼了事”。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须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亚罗号，由领事带他们去领事馆，然后请叶总督派适当官员会同调查该十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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