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法军的船数与炮数，不详。

　　联军在北塘顺利登陆，僧格林沁在事前已将北塘撤防。一方面咸丰皇帝有旨不许先行开衅，一方面僧格林沁以为英、法长于海战，不长于陆战，存心让联军登陆，然后再用蒙古马队将他们消灭。

　　联军由北塘转而向南，于六月二十六日与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战于新河。蒙古马队不懂得什么叫做“掩护”，骑在马上吃联军的枪弹、炮弹，结果全军覆没，三千人被杀得只剩下七个。两天以后，新河之南的塘沽入于联军之手。七月初五，大沽口北岸的第一炮台与第二炮台相继失陷。当天下午，南岸炮台的守军两千不战而降。联军在这一天先后俘获清军五百门炮。清军伤亡在二千以上，英军伤亡二百，法军伤亡一百三十。

　　七月初七，英、法联军的兵船进入大沽口，直航天津将天津占领。清廷派大学士桂良与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与爱、葛二人在天津谈判。七月二十日把条件谈妥：(一)加开天津为商埠。(二)把对英赔款由四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对法赔款由二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三)英、法二使可以带几十名武装卫士进北京换约。

　　这三项议和条件，咸丰皇帝不肯接受。因此，在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应该签字的一天，桂良与恒福不敢签字，却又不肯向英、法二使说明，只是藉口“全权诏书”未曾带来搪塞一番。英、法二使于是动了火，当天就下令向通州前进。

　　五天以后，联军到达武清、香河二县之间的河西务。僧格林沁也在河西务西北、通州东南的张家湾严阵以待。

　　咸丰皇帝改派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继续与英法讲和。他们驻节通州，写信给英、法二使，说皇上已有谕旨，完全接受桂良与恒福所承诺的条件。

　　英使爱尔金于是派遣翻译官巴夏礼与威妥玛前往通州，于已有的议和条件之外，添提三项条件：(一)联军进驻张家湾之南五华里处；(二)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名兵士进京；(三)咸丰皇帝亲自接见英使，接受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

　　载垣与穆荫对爱尔金的要求，婉拒了一番，无效，只得接受，写了两封信分致爱尔金与法使葛罗，交给巴夏礼等带回。

　　两天以后(9月16日)，巴夏礼再度到通州，与载垣、穆荫相见。这一次，威妥玛没有来，和巴夏礼偕来的有爱尔金的私人秘书骆克，英军的代表瓦勒克上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渡勒拜六名英国骑兵、二十名印度骑兵，及统率这二十六名“卫队”的上尉安得生。

　　巴夏礼等人此次的任务，是再转一封爱尔金写给载垣、穆荫的信，信中表示对载、穆二人接受条件甚为满意，不妨即行由巴夏礼等人与中国当局开始作具体的准备工作。

　　巴夏礼不曾料到，载垣、穆荫的态度忽然改变，不像上一次那样客气。(原因是，咸丰皇帝已经申斥他们，说他们不应该答应爱尔金亲自向咸丰皇帝递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也不应该准许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卫队进京，至多只能准带四百人。)

　　载、穆二人不敢告诉巴夏礼咸丰皇帝的谕旨如此如此。倘若他们这样说，等于自认并无“全权”，爱尔金与葛罗就不肯以他们为交涉对手，和议就要破裂。

　　载、穆二人只能向巴夏礼委婉说劝，举出亲递国书在事实上的不方便，亦即“磕头”问题。虽则《天津条约》原文早已写得相当明白，以后英、法使节觐见，行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只屈一膝鞠躬，而不作三跪九叩首)，但是清廷君臣糊里糊涂地仍以为洋人觐见不磕头，是对于中国皇帝一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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