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另一参与者季红真则是这样看的，“‘寻根文学的序曲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如1980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引起了轰动;1982年，《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创作谈《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同年，“贾平凹发表了《卧虎说》，表达了对茂陵霍去病墓前卧虎石雕的激赏，借此宣告自己的艺术理想：其一是对汉唐恢宏文化精神的推崇，其二是对古典美学风范的感悟：‘重精神，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从此确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向”。季红真：《寻根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与多重意义——三十年历程的回望与随想》，《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其次，寻根文学实质是写“文化”，这一点已然成为学界共识。鲁枢元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以我的理解，‘寻根文学是以文学创作探寻文学以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久久失去的‘文化之根。”鲁枢元：《从“寻根文学”到“文学寻根”：略谈文学的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这一说法中，寻根文学的“寻根”是以包含了诸种“文化之根”为前提的，更多地将寻根文学看作先发的泛文化思潮。

　　第三，寻根文学突破到了文学之外，其“寻根”包括了历史寻根、思想寻根和哲学寻根，以及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寻根。寻根文学作者在创作当时处在一种对知识极度的需求当中，对于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也极力探究，同时激发了对历史的兴趣，比如韩少功对“楚文化”过往的追问，李杭育对“吴越文化”的探寻，贾平凹对“商州”地域文化的书写，等等，无不是对所处地域历史底蕴的探测和把握，也是极力要凸显出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还有像韩少功等人宣言中的思辨色彩，是继五四以来启蒙理性在当代的又一次发扬，是对自我的又一次发现与确证，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把握社会和文化中更深层次的知识与内涵，也试图进行总体性的概括与总结，这就是寻根文学需求哲学的根本动因。同时，寻根文学试图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现代性的发展之中寻求多样的价值理念，确保本民族不后于人，因而对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被纳入寻根文学作者的理论表述中。这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特有的对宏大问题的追问，这一宏大叙事代表了许多作家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也给予他们以信心。

　　也因此，虽然关于寻根文学的一些理论表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逐渐碎片化，但是在21世纪以来人们的事后追述和确认中，还是留下了可触可及的原

　　请收藏：https://m.675m.com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