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廨按照收养人数，适当定期拨钱粮，这算是让佛寺承担社会福利机构的职责。
总而言之，李笠选择的是加强管理，限制寺庙、僧人的数量及规模，不许寺庙有特权，譬如寺田不交田租，寺户不服劳役，经营寺产不交税等。
没有了这些特权，运营成本足以压制佛寺“癌细胞式扩散发展”。
佛寺，就只做佛寺自己该做的事，不能和官府抢夺人口、劳动力，所以僧人必须“持证上岗”（度牒），不得随意剃度百姓出家。
佛寺可以有一定的自给自足能力，但未经许可不能放债，更不能放高利贷，不能有特权，不能和官府抢夺税源、挖国家墙角。
李笠认为，若能做到这两点并长期坚持下去，这个时代的佛寺就会和后世佛寺那样，变成世俗化的一个社会机构，而不是国家的毒瘤。
然而这只是治标，治本，是要改善百姓的生活，让百姓在今生就能有尊严的活着，那么谁还会把希望寄托在修来世？
这一点很难做到，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不如大规模崇佛来得划算。
麻痹百姓，让百姓承受今生的盘剥、压榨，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这不好么？
然而这种做法只是自欺欺人，活不下去的百姓，可不会坐以待毙。
李笠走出佛寺，回头看看正在成形的佛寺，心中颇有感触，只觉一言难尽。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可如今建康城里的大小佛寺，就已经不止四百八十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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