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来应对。

　　那么到底谁延误的农时多一些呢？我们只要多加一勺汤、把饭做稀一点，而高丽恐怕所有的粮袋里连一粒粮也没有了。

　　谁的结局更凄凉呢？大唐只当操演了一回军马，高丽则要一年挨饿了。

　　谁的收获更多呢？大唐动用一支军队，抑强扶弱，得到了弱国新罗的拥戴，而稍强的高丽受到了惩戒和削弱，以后再给大唐找麻烦就得想一想。

　　这种仗打上三次，高丽也就老实了。

　　皇帝念完了，看看长孙无忌、褚遂良，再看看李士勣，仿佛前两位已经很轻易地就被说服了。

　　皇帝暗想，其实这两位当初的意见也并不坚决，转起弯子来理所当然地会快一些，也不会有多么别扭。

　　而李士勣就不同了，他的理由也对，但眼界却是纯军事上的。

　　武德三年，皇帝当时的身份还是秦王。在虎牢关大破窦建德时，李士勣与郭孝恪都曾在他麾下冲锋陷阵。

　　当时，唐军只凭借着三千五百轻骑，在虎牢关前、汜水岸边不但击溃了窦建德十二万大军，还生擒了窦建德。

　　那时在皇帝的眼中，郭孝恪同李士勣相比，在勇武与阵战方面总觉得有些欠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到现在，皇帝让郭孝恪镇守西部边陲，还要搭一个高峻，便有着弥补他勇力不足的考虑。而李士勣已经身居中枢，主事兵部了。

　　现在，从是否讨伐高丽的辩论中，皇帝对这两人又有了些认识——二人的能力各有所长，但郭孝恪无私，而李士勣的心眼儿就有些多了。

　　皇帝深知郭孝恪与高峻二人之间的私人情谊，他们的来信毫不隐晦地表达支持出兵的见解，这一定是郭、高二人的意见经过综合以后的结果。

　　那么剔除郭孝恪一向有虑事沉稳、周到的特点，想来高峻个人的意见，一定更为倾向于出兵狠狠地教训高丽了。

　　贞观十八年以来，大唐对高丽较大的讨伐已经发生过了两次。第一对高丽进行讨伐的借口其实是在贞观十六年就已出现的。

　　当时长安得到确切的消息，负责沿辽河修筑城垒防御大唐、并以对大唐强硬而闻名的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倾轧中获胜。

　　他在发动的一场兵变中杀死了高丽王和他的一百多位支持者，自立为军事首领——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大唐影响的策略。

　　那年，皇帝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曾提醒他的朝臣，进攻辽东不可不倚赖的幽州和营州，仍未从隋末战乱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可是不久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高丽、百济、新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大唐的态度也越来越敌对。

　　贞观十七年的后期，声称是大唐藩属的新罗汇报长安，高丽联合百济，兵分几路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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