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去了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经改变了，变成了苏区的工作。而中共中央在苏区的工作主要是进行革命战争。当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果你不具有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和资格，那你就很难做。

　　当时的情况是，各个苏区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苏区的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苏区工作中的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那么作为领导人，不懂军事就无法摆渡。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为一个出了家门，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出了中山大学的校门，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搞过学运、搞过工运，但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而当时能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农运和兵运。博古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这是他最为欠缺的一课。

　　恰好在这个时候，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奥托?布劳恩到了中国。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学，奥托?布劳恩上伏龙芝军事学院，两个学校都在莫斯科。两人在上海一见面就熟。而德国人佐尔格见了布劳恩，也有几分亲切。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站还有一位负责人，叫约尔特，也是德国人。

　　当时，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代表约尔特和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了。三个人可以说都是德国人（李德是奥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国），真是老乡见老乡，完成这样一种历史巧合。

　　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叫李德的这个人，与约尔特熟，与佐尔格熟，与博古也熟，当时一见，相谈甚欢，谈得很高兴。送完款以后，另外一位送款员迅速地走掉了，布劳恩没有走，留下来了。这一留时间还不短，从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来一边做些工作，一边与博古聊天，两个人就这样相处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就中国革命的很多问题交换了看法，怎么评估苏区武装斗争，怎么进一步发展这个斗争。至于具体聊了什么，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奥托?布劳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段时间里，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相当的信任。

　　这种信任，直接导致了一件事情――奥托?布劳恩最后变成了所谓的（我们在讲到这个时一定要加“所谓”）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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