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限于康熙一朝，可惜的是康熙力图整顿，而整顿不出多大结果来；常常减赋、免赋，而徒供贪官污吏中饱，老百姓受不到实惠。

　　当时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丁银与田赋。男子十六成丁，六十而免。每丁每年的“代役钱”，各省各县不等，最少的是银子一分五厘，最多的是八九两，普通在五钱与一两之间。

　　少数狡猾分子“投充旗下”，甘心当旗人的“包衣”(奴才)，免纳丁银，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在名义上献给旗人，再用“佃户”的身份领回，藉以免纳田赋。也有不少的人，用同样方式依附汉人绅耆。绅耆是地方上回籍退休的大官，或现任大官的子弟亲戚，照例丁银也不出，田赋也不纳，督抚与州县官对他们巴结之不暇，怎敢和他们为难?

　　两江总督郎廷佐是一个例外。他在康熙十二年就任，清查了一下属内积欠的“逋赋”，查出四百余万两之多。他把所谓逋赋分成三类：官侵，(二)吏蠹，(三)民逋。列了一个表报告康熙，而且指出姓名，包括一位在朝作官的状元徐元文在内，说徐元文的家属不缴丁银，不纳田赋。(这徐元文并非坏人，坏人是他的哥哥徐乾学。)

　　顺治末年，中央每年的税收有银子二千一百五十多万两(包括田赋的折银在内)与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了康熙中叶，在打平吴三桂、接收了吴三桂所割据的云贵地盘以后，税收仍不过是银子二干六百三十多万两与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银子虽则多出四百八十万两，但粮食少了一百七十万石，以一两抵粮食一石(当时的平均价格)来估计，所多出来的不过是二百五十万两而已。康熙的积年整顿，可谓白费心力。

　　康熙除了丁银与田赋两项收入以外，尚有盐税二百七十万两左右、关税二百万两左右。但是所有的税收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三千六百万两而已。

　　他本人竭力俭省，把宫廷的开销减到最低限度。他说，明朝末年宫内每天要花费一万两银子，他一个月只准内务府花五六百两银子，加上各项赏赐，也不过是一千两左右而已。明朝末年宫内烧木柴，要烧二千七百八十几万斤，他只烧了六七万斤。明朝末年宫女有九千人，太监尤多，他只用了四五百人。

　　宫外的军政各费，他也管得很紧。治河不得不花钱，靳辅用了二百多万，很值得。

　　最花钱的，自然是几次战争。打吴三桂及其孙子吴世璠，一定花了极多的钱。三次亲征噶尔丹，与用兵西藏，也开销了不少。

　　康熙年间，每年经常费的支出共有多少，史无明文。我们仅知道，在乾隆三十一年，是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以上。这个数目，并未包括直接支付兵士与旗人的粮食，与每年八十万两左右的河工维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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